科举 最终地图炮还是赢了(4)
费正清主编的《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中收录了E. A. Kracke的《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一文，其中如此褒奖了科举分地域录取的意义：“加强区域对君主的效忠，避免读书人受挫折而产生的敌意。”
假想一下，如果按照欧阳修的方式，搞原教旨意义上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西北诸省“全无一人及第”，甘肃在清代的前70年未出过一个进士，西北诸省的政治文化精英又如何对大一统产生向心力？
在回到本文一开始朱元璋“南北榜之争”的历史情境。朱元璋为何要对考官们开刀？当然你可以说他是出于考试地域公平的考量，但背后一大原因可能依然是“大一统”。在明初的政治环境中，朱元璋所忧虑的北方，历经金元异族王朝两百余年的统治，对所谓的民族情感相较南方人要淡漠的多，对元王朝很难说没有“故国之思”与“黍离之悲”。朱元璋定都南京，本身已容易让北方人产生新朝是一个“南方政权”的猜疑，再考虑到元朝时代的科举政策相对偏向于“北人”，如果再如刘三吾们不讲政治的搞出一个北方考生全军覆没的考试结果，很难不让北方士人产生“离心力”，一旦南北殊途，对明王朝的巩固北方统治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朱元璋的重手整治不仅仅可以看作一桩“科举大案”，更可以看作是一桩离间南北感情的“分裂国家大案”。在此种政治考量面前，“南方人考试成绩好”的话语显得像政治白痴一样。
这是第一点，大一统考量。
用我们当下的逻辑来看，高考的“分省录取”无非也是一种针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教育公平，所谓的“补偿性正义原则”。如果采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程序性正义原则，可以想见的是，来自教育不发达省份的考生将被置于何种尴尬的境地。如果教育本身就担负着突破阶层固化，实现阶层流动的功能，那么，分地域录取本身也在这一大逻辑之中。
但置于科举时代的逻辑，如果教育公平的确是“分地域录取”的一大考量的话，那也仅仅是考量之一，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考量。
如余英时先生《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一文所说，如果科举真实为了通过考试以选拔最优秀的治国人才，则它只能以欧阳修的“取材唯才是择”为最终极的根据，不应再加一道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余英时认为，科举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网罗最优秀的“士”参加政府，其更深一层次的用意则是“全国各地区的‘士’必须平均而不断地进入统一帝国的权力系统”。
“统一帝国的权力系统”，可以这么理解，“分地域录取”首先是服务于“统一帝国”的。余英时以“孝廉”制度为例称，在文化上，“孝廉”把全国意义上的基本价值观传播到各地，以取得全国性文化统合的效用。
科举也是如此，说得再大一点，科举的“分地域录取”实际上正是“大一统”的题中应有之义。钱穆在《国史新论》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举的一大意义是“促进政治统一”，“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皆得有一种相接触相融洽之机会，不仅政治上增添其向心力更应文化上增添其调协力”。
说的更直白一点，大一统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各区域政治文化精英对中央的认同，甚或说是如现代英美一样形成一个全国意义上，全体精英尊奉的“统一价值观”。在英美，你可以说这是民主自由法治，在中国帝制时代，这就是以科举为统合形式的儒家价值观。
费正清主编的《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中收录了E. A. Kracke的《中国考试制度里的区域、家族与个人》一文，其中如此褒奖了科举分地域录取的意义：“加强区域对君主的效忠，避免读书人受挫折而产生的敌意。”
假想一下，如果按照欧阳修的方式，搞原教旨意义上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西北诸省“全无一人及第”，甘肃在清代的前70年未出过一个进士，西北诸省的政治文化精英又如何对大一统产生向心力？
在回到本文一开始朱元璋“南北榜之争”的历史情境。朱元璋为何要对考官们开刀？当然你可以说他是出于考试地域公平的考量，但背后一大原因可能依然是“大一统”。在明初的政治环境中，朱元璋所忧虑的北方，历经金元异族王朝两百余年的统治，对所谓的民族情感相较南方人要淡漠的多，对元王朝很难说没有“故国之思”与“黍离之悲”。朱元璋定都南京，本身已容易让北方人产生新朝是一个“南方政权”的猜疑，再考虑到元朝时代的科举政策相对偏向于“北人”，如果再如刘三吾们不讲政治的搞出一个北方考生全军覆没的考试结果，很难不让北方士人产生“离心力”，一旦南北殊途，对明王朝的巩固北方统治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