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闻异事

　　当然，这些人是直接责任人，但这一群思维方式奇特的人是怎么掌握国家大权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现在有些人把祸首认定为宋太祖、宋太宗，认为是他们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耻。甚至有人把责任扣在孔夫子头上，认为是儒学造成了汉民族的“文弱”。我还遇到过有人说是朱熹的理学造成的(注：朱熹在靖康之难三年后才出生)。为什么靖康之耻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信口雌黄?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对，您没有看错，靖康之耻的祸首正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耻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们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王黼这些人为何能够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气，破坏宋帝国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党。

　　熙宁变法我们前面一直没有说清，因为现在才是说清的时候。熙宁变法的具体内容完全正确，大多进入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也是现代国家具体采用的经济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与沈括、牛顿比肩。但是他试验这些工具的时候方式太过于激进，对经济的一时伤害尚在其次，而这场变法造成的“新旧党争”才是靖康之难的主源头。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华外，还拥有极高的人格，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却没有一个好东西。曾布、吕惠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图打着改革的名义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机分子。《宋史奸臣列传》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党人士。大家注意，“新党”、“旧党”这样的词汇并非所谓旧党人士发明，而是新党人士在朝廷内部人为划分出的阵营，政治投机商们便通过这样的阵营打击异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轻时信任王安石，是新党的支持者，后期非常后悔，转而支持旧党。而其后执政的皇帝、太后在新党和旧党之间反复切换，将党争的风气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最后的胜利者仍然是新党：宋徽宗。

　　虽然最后的新党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不理智的强推新法，但他们的政治风气却已经形成。众所周知，权力的制约和内部平衡是一个权力主体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权力制约设计，皇帝、台谏、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相当稳固。但是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无原则的和皇帝合作，压倒了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这种风气在曾布、吕惠卿身上已有体现，在蔡京、童贯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按照宋廷的决策机制，做出一项战略决策需要通过很多环节，接受很多监督，并非某些人头脑一热就能通过。伐辽这种智力不正常的战略明显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过的，也只有皇帝、首相、总司令沆瀣一气的时候才能通过。

靖康之耻插画

　　中国长期以来坚持以儒家学说选拔人才，这是一套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了的、稳定而又与时俱进的道德体系，不是由时人随意捏造的实用标准。在这套客观标准下，任何当权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提拔符合自己思路的跟班，也就不会形成沆瀣一气的官场风气。但是这种机制也总有失误的时候，碰巧就被王安石给撞上了，造就了“新旧党争”，让一群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乱政之实。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亡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没有改革，就没有进步，所以中国人一向认为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好事，尤其是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了现代中国人太多的切身体会，以至于很多人分不清好的改革和坏的改革，经常一概而论。如果改革都是好事，那岂不是很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活?要操作好一场改革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并非唾手可得，很多水平不足的人就会把改革弄成坏事。比如庆历新政就是一场很好、很成功的改革，而其后的熙宁变法却是一场很坏很折腾的“改革”，虽然他的理论意义重大，但他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却难以弥补。韩琦、富弼、文彦博等重臣在庆历新政中都扮演过激进的改革者角色，但这些人到了熙宁年间却是熙宁变法的最坚决反对者，不是因为他们老糊涂了，而是因为他们深刻理解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影响，反对王安石这种急躁冒进的活动。